中世纪的地质学

　　欧洲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由于宗教的禁锢,科学发展缓慢。但在东方的中国和阿拉伯则有较大的进步。阿拉伯学者阿维森纳和比鲁尼认识到岩层中的化石是海陆变迁的证据,化石的形成要经历很长时间。阿拉伯人对于侵蚀、搬运、堆积等地质作用也多有记述。

　　这一时期,中国对于化石和地层的形成有许多科学的认识。唐代颜真卿,宋代沈括都把山崖中的螺蚌壳视为沧海桑田变化的见证。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蛇蜃”、“石笋”、“螺蚌壳”等动、植物化石作了较为正确的解释。宋代朱熹明确指出,岩石“即旧日之土”,化石螺蚌壳“即水中之物”,他认为由于地壳变动“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对地层和化石形成给予了科学的解释。在杜绾所著的《云林石谱》中,除记述了鱼化石、石燕外,还提出化石是“岁久土凝”而成的论断。他还用“寒热相激”岩爆石飞的道理,科学地解释了“石燕遇雨则飞”的风化剥落现象。

　　在矿冶事业发展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找矿经验。南朝梁成书的《地镜图》中记载了“草茎赤秀,下有铅”、“草茎黄秀,下有铜”、“山有葱,下有银”。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也有类似记载,如“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等,论述了金属矿床的指示植物和某些金属元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杜绾在《云林石谱》中记载 116种岩石矿物,及其产地、采法、产状、品位和物理性质,是当时中国矿物学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