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称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没有他，人们恐怕难以像今天这样明白北京的历史。
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
他是最早接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中国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锐和果敢，我们或许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
当我国目前已经入选的３３项世界遗产的光芒闪耀于天地之间时，当更多的文化遗产因获得有力保障而转危为安时，一个名字值得记忆与敬重，那就是中国“申遗”第一人——今年９６岁的侯仁之。
从两块城砖讲起的故事
中国的“申遗”故事，要从那两块城砖讲起。 １９８０年的春天，北京大学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这次出国，他还要完成学校交给他的一项重大任务——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请求，为该校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城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上世纪６０年代北京修地铁，把城墙基本上全都拆了，那些城砖有的被用去修防空洞，有的散落到民间，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
到了匹兹堡大学，他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中国”的教室，红木桌椅、高悬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来自神秘的东方。原来，这所大学有１８间以国家命名的教室，这间就是其中的“中国教室”。匹兹堡大学原打算将两块城砖镶嵌在这间教室的墙壁上，但知道这城砖上有字后，他们决定将城砖放在图书馆公开展览，并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
国人视同弃物的旧砖头，却被外人视为宝物，这令侯仁之感慨、感叹。两块城砖，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１９８４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此时，这个公约诞生已有１２个年头了，但国内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很多外国朋友疑惑不解，中国历史那么悠久，为什么不参加这个公约？“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斯坦伯格教授的话，犹如棒槌一样，重重地击打着侯仁之。
１９８５年提案“申遗”获通过
学者的敏感，让第一次接触“申遗”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释怀。回国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体介绍了有关“世界遗产公约”的情况，明确提出：“建议我国尽早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准备争取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 提案在１９８５年４月召开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并获通过。
当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国终于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中国的故宫博物院等６处文化与自然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国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成为世界上第８９个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国。到２００５年７月，我国已拥有３３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